“官場教育”是一劑媚權媚俗的春藥

　　“中巴車的座位比較多，領導應該安排在里面靠窗的位置，然后是第二領導、秘書、翻譯……”在廣西某重點高校一堂主題為“職場禮儀”的就業指導課上，授課老師這樣講解官場禮儀，并強調，“這些順序不能隨便變動，尤其是領導的位置。”（新華網5月21日）

　　在現代職場禮儀社交中，“職場禮儀”用來提高個人職業形象，以期以一種恰當合理的方式與人溝通和交流。而廣西這所高校的就業指導課上，授課老師講解學生畢業工作后，如何給領導開電梯，如何與領導吃飯，如何給領導敬酒等等技巧，與真正的職業禮儀相去甚遠不說，儼然一套“官場生存教育”。

　　“官場教育”通常萌生于功利主義盛行的社會。在這種社會中，由于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熱衷官場，企圖不擇手段進入上流社會，“市場需要”催生了這種“官場教育”，一套“怎樣給領導服務”的學說被很多心懷“于連夢”、“杜洛華夢”的年輕人奉為圭臬。而崇尚知識、止于至善的大學一旦和熱衷官場、長于媚權的這類教育“聯姻”，豈不又加劇了大學之疴，教育之殤？

　　在公共詞典里，大學素來與“傳承文化，培養人才”的使命掛鉤。和其它社會機構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，大學具有獨立的人格氣質，有骨氣，不隨波逐流，不追名逐利。相反，若大學落于流俗、丟掉風骨、失卻創造力和文明堅守，不但會消泯了澆灌人才、承載文明的責任，而且也將淪為空心化軀殼。價值承載消失殆盡不說，為虎作倀也很難避免。

　　面對官場禮儀引發的爭議，有授課老師解釋說他們這樣做是“與時俱進”，“現在的大學生對與領導的相處之道知之甚少，但是等他們真正走上社會，就知道學點這方面的知識并沒有錯。”誠然，現代職場社交禮儀是一門學問，有一些交際技巧必須去掌握，但并不是說就該用那些應付官場、應付社會的手段去解決求職問題。何況，求職成功更多是靠充足的準備、過硬的實力和良好的機遇，而非這些怎樣和領導吃飯的細枝末節。

　　前些天“黃藝博現象”的熱議，引發了公眾對家長功利教育的思考，而大學里的“官場教育”正與此一脈相承，它迎合了浮躁社會功利之風的盛行，也和傳統中國人熱衷過的官場“厚黑學”相契合，熱衷于傳授見風使舵、左右逢源之道。反過來觀如今的高校，動輒傳出腐敗案、學術不端頻發、“去行政化”步履維艱，如今再添一劑專長于媚俗媚權的春藥，來滿足功利社會的欲求。這些看似毫不相干，實則都是政治對高校教育的入侵。舊病不除，又添新疾，還談什么獨立、自由、包容，還談什么大學之道、大學精神？

　　不可否認如今官場的黑暗，傳統道德體系正面臨著崩塌，處處彰顯的盡是弱肉強食的“叢林法則”。但對于學校的“做人教育”，更應該是一種道德和精神教育，教會學生怎樣獨立思考和待人接物，教會學生怎樣有道德底線，而非這種官場教育和叢林教育。所幸的是，大學生大多已具備辨別是非的能力，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價值觀、人生觀。對于授課老師的“津津樂道”，很多學生都心存不滿，選擇抵制。

　　在我看來，大學真正缺少的是“公民教育”，缺少的是近日舉牌哥式的那種現代公民。公民的養成，學校是重要場所。美國哲學家杜威早在上世紀初就指出：“當學校能在這樣一個小社會里引導和訓練兒童成為社會的成員，用服務的精神熏陶他，并授予有效的自我指導的工具，我們將有一個有價值的、可愛的、和諧的大社會的最深切而最好的保證。”所以，唯希望多一點公民教育，少一點官場教育，庶幾，“大學病”才有稍稍愈合的希望。